陈文令
文：李振华

我门家口有一条小溪，自古以来小溪里就有一行很诗意石跳钉可供村里人往来。在我孩童时代，春夏两季常有不大洪水洇没了石跳钉。为了方便到对岸山坡和人家游玩或学习什么的。我和邻里孩童自创一种竖泳。也就是，把自己衣服脱光，两手扶着衣服和简单行囊顶在头上，人在水里两腿奋力竖登便能游戏过溪，上岸后抖一抖身上的水滴穿上衣服继续前行。疫情封村期间，这个近四十年前的儿时往事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令浮想联翩。“每日一顶”与我儿时的这个生命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其实我的人生史就是我艺术史。

——陈文令「头顶」系列是从2020.02.20开始创作

我和文令相识很久了，记得在2007年前后的酒场艺术区，经常会去他的工作室坐坐。

自90年代以来，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流浪的生涯，终于在2000年来到了一个拐点。1996年北京三里屯，我认识了宋红、徐若涛、荣荣、赵亮、王迈、栗宪庭、廖雯、李永斌、杨子、徐震、邱志杰，后来经他们介绍认识了更多的艺术家朋友，那时的艺术家朋友都困窘，记得在圆明园或宋庄附近的村庄，会在一个农民的院舍里和艺术家谈当代。艺术家来自各种地方，有时会谈起圆明园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故事。后来的东村故事，也是这样的线索。一群艺术家相互取暖——在一起。喝酒、聚餐、谈爱情和真心。创作也是在人和人之间的，成为被描画的对象，或拍摄记录下群体创作的瞬间。他们都很少谈及自己的困境和来北京漂流的现实，卖画（作品）是值得一起庆祝的，如同获得一本来自西方当代艺术的好书（画册或访谈），一切都在极其简朴和激动的心情中，那时候的太阳也都炙热耀眼，冬天的雪还很厚。

90年代末期实验艺术和媒体艺术开始，邱志杰策划的后感性系列，几乎包揽了一切，从DIY的电子媒介、临时剧场、身体（人或动物）现场等等。人们都以为是艺术走向更垂直探索的起点，从媒介、方法和实验中，获得新生。终于可能在被政治和社会议题探索的框架中，走向一个全新的维度。而这也是市场运作和艺术资本化的起点，早已酝酿多时。在那个时代开始之前，人是羞于谈钱的，好像谈钱艺术就“脏”了，或是心灵就落在了尘世，那时的人希望一种超然的存在，一种真切的苦痛中，精神纯洁而美好。

一切是瞬间滑过的，市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来了，记得有朋友说：“某日，来了一老板，买走了我所有的画，我看到拉画的卡车，久久不能相信，这是真的。”还有朋友说：“一个老板给我打了预付款，让我去卡机上查查，我觉得眼睛花了，总也数不过来的零。”而这一切好像又在2008年之前结束了，狂热的购买和焦虑下的人，终于安静下来。创作再次回到每个人面前，好像时间有一个空洞，再次接上了90年代的讨论，关于艺术家身份政治的讨论，关于媒介和创新的尝试，关于长时间介入的精神安抚。我和陈文令就在这个前后矛盾时间和现实中相识，那时他的作品「红色记忆」系列，早已进入公共空间，在海滩上，在广场上，一个瑟瑟发抖的男孩形象，通体红色。

而当雕塑，公共艺术，逐渐成为这几年的热点，陈文令却在审“丑”，他的「幸福生活」中“猪小姐”形象，折射出的世俗和丑陋，却在芳草地商场的公共空间中，成为吸睛热点。现实社会真如陈文令所表达的如此丑吗？「奋斗」系列中，（新）现实主义及其超越的噩梦，人们生活中的肖像真如此不堪？「中国风景」中雕塑都是返照这个世界，其造型依旧有之前的样貌，但却多了一分雅致的拼贴，中国传统的花树、鹿，都在融化着的瞬间。陈文令正在从捕捉现实社会的情境中出离。

陈文令的艺术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新现实主义的特征。他敏感于在一个极速膨胀的消费时代里滋生的享乐主义，一直在寻找表达、揭露并批判这种世俗现实的语言，其结果是在人与动物的“生物性”上找到了表达的契机。陈文令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“拟人化”和“拟物化”并置的方法，并不断按照这种方法在作品中使语言获得增值与繁衍，由此形成一种自足的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发展态势。————摘自2008年范迪安《行有所据》

那是一个当代黄金时代的末期，在金钱和名利中打拼的人们，还很难探究其中关卡时，陈文令却冷静的表达这份热切，无论是「红色记忆」中颤抖的小男孩，或之后出现的奇怪的人兽合体，其中都准确的把握住了社会和事物的态势。其中神态和极端形式（环境）下的思考，却如手术刀般精准，甚至会引起观者的不适。陈文令并不隐晦表述其返照出的社会现实，传统雕塑的媒介和写实的手法，让其雕塑作品拥有更多的公众。可能是对公众从一开始的把握和理解，陈文令的作品从来都是在公众面前，与公众和社会现实对视着。

现在看来，陈文令能安静的在工作室，我们能坦诚的聊艺术，也得益于公众这个话题，早在2000前后，他应该是已经解决了，并享受独处和来自个人空间的清净。

现实主义，新现实主义，新写实主义，变形的，卡通化的，从对处境内化的刻画，到对外部世界的抽象变形，这些都是很多人尝试的线索。这些或对应着西方概念，或根本就是中国发明的概念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，构成一个相互交融的整体。这是百年来的全球化文化遗产，在文字、概念、图像和地缘的缝隙中漂流着。什么是实体？什么是概念？什么是抽象？以及建筑领域提及的地标性特征，所能引发的存在的合理性。所有在公共领域（空间和脑中）传递着的信息，随着时间叠加或消逝。所有被创造的具体形象，都有其来源，可考或不可考。随着时间快速流逝的，还有图像的消逝。如家乡的图景，如城市进程中的现在。而经历或经验叠加的东西，以及之前叠加的所有，都构成一个个复杂的故事。

偶尔船舶经过的泉州，几十国人相遇的鼓浪屿，突然传来福州清凉寺的钟声，在厦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。都是历史抽象的意向和图景，与现实的再遇，是否也在消逝呢？我也只能和文令这样的遥相望，视线消失的地方，近在眼前，故乡和他乡，他乡即故乡。终于这些都如同难民散落的物件，漂流在海中，一切都被凝固在一个不在此处，也不在彼处的间隔状态下。艺术何为？

某日，我知闻他生了场病，之后见他，明显人虚弱，身体也瘦了下来，以前的长发，不知去向。2019年在巴黎黄永砯的葬礼上，见到了很多熟人，才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过去，不仅仅是时间，或艺术的样式和材料，还有生命的流逝。也才意识到艺术，尤其中国的艺术，还没能确认的人和事，就这样消散了。近几天和陈文令聊起来，这些都是他福建的同乡，蔡国强、黄永砯、邱志杰、范迪安，他经常提及，把每个人的创作或事件，都看得很重。我开始理解这样的一种情感，存在的，和如何存在。也才可理解他说的人生就是艺术之关键。 

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。——“弘一法师”（李叔同，1880-1942）

一切都从“竖泳”开始，一个少年在岸上脱了衣服，赤身将“物件”置于头顶，从河的一边，游向另一边。这是典型的农村“能人”的状态，一种有着特殊手段和方法的人，注定要去远游。陈生于1969年，那年Bryan Adams在美国Woodstock音乐节上唱了《1969年的夏天》，同年，在瑞士伯尔尼艺术厅《当态度成为形式》（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）的展览，正在引发全球艺术地震转向之时。

陈的记忆和童年应该在文革中后期展开。一个全新飞速变化的世界，正等着他。他提起三兄弟盖起来的楼房，是自信和幸福，在农村的生活伦理，一个“能人”和他的家，必须有传统的价值观，共建——尊从传统（家族）。近年来更多涉及到乡建和田园的话题，从中国出发的晏阳初（1893-1990）、梁漱溟（1893-1988）、卢作孚（1893-1952），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「我们的乡村」，以及田园空间（Rural Space）概念的重启在“自由空间”的主题之下。对乡村的理解，对田园的理解，在东西方文明的叙述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：美丽的和落后的，时髦的和丑陋的，理想的和真实的，构成了乡村概念的整体。多数中国成年人都经历了从乡镇到城市的过程，都体会过城乡结合部这一过渡阶段的现实，穿过田野间的自行车、汽车和行人，转瞬就来到了柏油马路的街道和高楼林立的城市中。从泉州乡村的童年时光，到城市建设边缘的北京，咫尺天涯就是林立的高楼，就是现代化的高速和机场。

人们在不断更新的世界中，一个世界也正在建设中。这些都是存在的加速度现实，也都会让人意识到存在的不稳定性，而反观乡村，这一切也在发生着。对于新与旧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，这让我想到一次展览中遭遇的欧洲难民问题，如果一个人只能带他认为最珍贵的东西上船，可能一去不返。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呢？而也就在离开的时间，人才能惊醒于现实的不确定，生命茫然不知，并做出选择。而如果这样的不确定是被延迟的生命历程，物质都无法存留，或可能遗存的，也只是一个记忆的瞬间，一段感情，或一条早已不见水流湍急的河。这些都在陈的谈话中，应该是多年离开家的浪子，也才能体会的——去时人已老，归时万物新。转化为他对乡村和家园的凝视瞬间，家乡应该是人老了，才去的地方，一直在建设，却无人的状态。

谈及此，就涉及到福建同乡会和漂流异乡的现实，这与航海文化有关，福建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宋元时期泉州港被中世纪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（Marco Polo，1254-1324）誉为“世界第一大港”，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。海上或陆地，丝绸之路，就是今天全球化的开端。

2020年春节还没过完，冠状病毒就来了，和之前的非典有些不同，这次的疫情，在2个月间，已经成为世界的流行病，很多家破人亡。留在武汉的，出不去门。留在故乡的，进不了城。

我在微信朋友圈和陈文令老友重识，他在发一些头顶物事的图片，突然觉得好。艺术家为前景，透视消失于一点，身体和表情，现成物和艺术创作，力学平衡之瞬息，是你看到图像的全部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。佛与妈祖，禅宗与万物有灵，人与这个时代，也许都是并行的关系，也许会有交集。

人在无法预料的现实中，如何学会和记忆相处，如何与历史再遇。在他之前创作中中从未出现的艺术家，终于出现——艺术家在场。行为或摄影成了他的媒介，继续把握公众的媒介，继续在信息的传播中翻滚着向前。我并不惊讶他在媒介上的变化，如毛笔字或摄影，这些本就在其血脉中，以及之前不断沉积的：观看，被看，自处，社群之关联。

我们聊了一次，谈及家人和记忆，谈及他的竖泳，头顶技术和重量的逻辑。故乡的河水依旧流淌，老人和孩子，还有平静的时光，一切都归于美好田园的描述，是否只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世界？他的图像和田园的时光，开始契合。人物肖像和物件，以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。雕塑化的、超现实主义的、纪实摄影、瞬间的艺术、基于时间的艺术，一切也都在人和人之间，是流转不变的情感、乡愁，如某条河会干枯，也会在某一天的某地，再次流淌。

*谢谢陈文令先生和三影堂的委托，从他微信朋友圈出发，在瘟疫蔓延时，写作可能是最好的事，让人从历史中看现在，从现在的行动中见真情。此文写于2020年4月15日柏林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