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是托马斯，你好！”
文：李振华
我和Thomas相识已超过十年，记得在2010年前后，我们一起参与了transmediale和德国政府的一个研讨会，在柏林，策划者是李诗。那时的Thomas是柏林临时美术馆的馆长。后来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又做了一个回应的讨论。这让我们彼此印象深刻，友谊或是关系就是这样到了今天。
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Thomas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从德国搬到中国，参与了北京画廊周的创建，参与了「燃点」的发展，参与了景德镇陶溪川的发展。同时，我们有几个艺术项目和合作，他是艺术家，2014年在我和David Elliott一起策划的柏林展览中，Thomas有一个回应杜尚的现场作品，一个在海中穿着衣服游泳的自己。2015年在我策划的乌拉尔工业当代艺术双年展中，他的形象是一个马赛克的裸体。2016年我策划的道滘新新艺术节，他和曹雨戏仿杜尚的国际象棋场景，女性穿衣，他赤裸身体。2019年在坪山的雕塑展中，他的THE是平面雕塑上的孔洞。
我一直认为他应做艺术，自1986年来，他在介入社会公共议题的尝试，如「涂灰柏林墙」这样的作品，在东西德、冷战问题上的激进姿态，以及“艺术家在场”的种种考虑。Thomas的工作，可以被看作是社会雕塑，与博伊斯（Joseph Beuys，1921-1986）不但在思考和媒介上有呼应，生命历程上，也符合转生萨满意识的延续。
他停不下来，是一个典型的逃不开权利、宏大叙事、利益的凡人。而他的艺术创作却有着超越这些品质的东西，是一些能贯穿时间、地缘、情感的肖像和动作。他自己的「白种男性」话题，以及涉及到的一系列创作，尤其是透视关系和平面雕塑化的样式，在网络出现的同时，就已经有了后网络审美的趣味。Thomas身在其中，作为艺术家，正在发明一个属于未来的姿态，以及肖像出现的公共空间。他也置身事外，在混淆身份（公共和私人）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语义上叠加，而导致的真假难辨。他在批判白人男性的处境？或是赞颂其存在的合理性？他是参与世俗观念的个体，与“自己”共处，因为其形象的多义性，或是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，本就是他作为”人“存在悖论的延伸。一个白人男性所象征的权利、地位和身份，应该是困扰，并让他坚持批判的东西。社会和个体认识上的差异，地缘、语言、文化间的认知困境，让他都不能简单处之。
他在中国的时候，学习中文，很刻苦。Thomas从来没问，何以为人？而当你和他的形象相对的时候，可能穿过他身体的草木，以及不断变化的季节，伫立在空旷苍茫间的个体，是否会让你岑然泪下，或慨叹天地之悠悠？
Thomas的身体是科学的，曲线和性器官都很完整，他早已将身体作为一个”客人“（objective fact），并与自己共享人生。这可以被看作是“第二人生”（Second Life）的复合体姿态，或是多重人格的现实版本之一种。媒介关系下 的Thomas相信传媒的作用，这涉及到他之前主导的Artnet德文版，当然也让他初尝技术权利的愉悦，这些构成了另一个我熟悉的人，但又很模糊，因为这类人是一些围绕着传媒塑造公众，最终也被公众抛弃的人。我不想悲观的讨论Thomas的借助传媒方式，或对传媒的理解是否正确，因为网络、新媒体传播构成的让人厌烦的“like”现象，以及越来越空洞的没有实质的媒体内容，或大段废话的学术理论，都会让人觉得悲观。但这可能不是网络兴起时的样貌，或传媒所代表的真实、良心等概念的过去。
“言语之庭”，从来都是对每个人的提醒。
记得少年时，我最喜欢的塞林格（Jerome David Salinger，1919-2010），勘破世事，所住为孤岛，他的「麦田里的守望者」在不断的影响着我，因为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召唤，他书中的人物和他自己的人生。他应该收到非常多的信件和版税，一方面衣食无忧，一方面听闻他人的困境。也许这是最好的人和世界的关系，不在其运作的链条中沉浮，却在其运作的链条中获益。
Thomas做不到或根本不想做这样的人，这也可能是荷尔蒙过剩的现象，或是那个到处游荡的少年霍尔顿·考尔菲德 （Holden Caulfield），总有一种试图打破平衡的状态，又极其的天真和玩世不恭。
他的肖像雕塑，其身体上有很多孔洞。
Thomas应该还是后网络的祖师之一，他将自己的肖像，平面的呈现在空间中，有些变形，有些放大缩小，任意而为之处，无不涉及到焦点关系和移步换景，是人和时空的对应。但这一切，又有其为人的特定姿态，瞬间不仅仅凝固在一张摄影中，也在空间中还原了人的尺度，想象的、意识中的人和世界的比例。前后台的讨论，早已在他自我客体的问题中。人与未来的艺术市场，也早就在这一潮流下汹涌奔腾。Thomas和很多开拓者、发明家一样，已经被遗忘和流放。而他在坚持创造着的，或某种形象，依旧顽劣如少年，那个曾经在柏林墙的一端，将自己的项目实施的激进分子，亲眼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西德青年。
而电话中他的声音，总是低沉的：“我是托马斯，你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