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见平

“1996年6月12日，我从上海，经北京，辗转布鲁塞尔，来到初夏的柏林，一个从语言到文化，从肤色到习俗全然不同的世界。从Tempelhof机场坐双层巴士，穿过蓝天白云下，风情迥异于中国的Ku´Damm大街，巴士外摩肩接踵的快乐人群，巴士内忐忑不安的孤独的我，那个和柏林美丽夏夜格格不入的忧郁记忆，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我的留德生活就从那天开始了。”——何见平

人在移动中成长，人在他人的文化中认识自己。何见平从中国到德国的道路，应该是很多人现在的日常。而在90年代中期，何见平还是赶上了出国潮的尾巴，那时的思维中，中国是中国，世界在远方。如果回到改革开放后的时间，出国意味着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，去一个繁华而美丽的新世界。文化上对西方世界的渴求，以及那种急切的要追寻理想的复杂情绪，伴随着对自我身份的追问，上路了。

何为西方，何为家乡

“……这件作品的背后，还有我对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杭州中国美院的怀念。怀念那段争鸣、独立、学术和平静如水的精彩岁月，这种精彩在今天已经不复见了。”——何见平

何见平谈及回不去的，是时间和地缘中的行进，是一个已经从一种文化的社群关系，到另一种文化社群中的心境，他开始理解街头涂鸦、科技和艺术，以及专业的使用着德语，和本就来自西方的电脑技术与设计软件。作品中出现的模糊的、自然的（organic）、原材料的因素，都可以被理解为他对故乡，与自己有着渊源的文化之召唤。设计之于何见平，也就自然有了材料上的转化和呈现，也就在丝线、陶瓷中叙述着其血脉相连。而在Turmstrasse和Stromstrasse交叉口，他感受到的“无人有罪”的涂鸦，也在他初来柏林的街头，迎接着他的到来。

“他乡即故乡”也许更能让人相信每个人都是异乡人，每个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习，如何与他的时代和人群相处。多年后这被何见平描述为“弯路”。也是他回到亚洲地缘上，一次曲折的旅行。

在这样的时代、时间和地缘关系中，看何见平展览中“年代学”的线索，是否也就让人会更理解，他所困扰的科技和艺术，是否就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和人性，借着艺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瞬间。这些都应该是观者能在何见平的作品中感受到的，一些有着真实的、困扰的、幽默的、情感的的观念。

如果你开始慢慢接近这些视觉，并在其中看到漂流的自己，或是受着现代性和人性困扰的自己，那么你的存在的真实就再次受到挑战，并与何见平一起反思存在的问题。而如果你看到精美的设计、印刷、手工，以及综合带来的美感，而那是何见平创造的世界，是他希望的传递的礼物。

我与何见平

我们通过杨福东认识，当时我在策划杨福东在上海证大美术馆的个展「离信之雾」（2009），天气燥热不眠不休，在书籍和海报设计的讨论中，艺术家提到了这个中国美术学院时的同学，如他所说在最好的大学时光。何见平的设计更多是提点和补充，在画面的事件中，一些倾斜的文本，自然流露出与构图协调的文气。这可以被直接联系到杭州、西湖，「陌生天堂」中的下雨天。

后来，我去柏林专门拜访何见平，我们就在一个路边的座椅上聊了挺多，当时他的工作室在一楼，窗户是打开着的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苹果电脑，阳光从树冠上洒下来。

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字给他，印在一本不大的出版物上，当时关心的是设计师和建筑师构成的新艺术版图，今天看来，观念、材料和思维逻辑的趋同，本来也就让媒介和坚固的边界消散了。

前年到去年，我的工作室还在何见平工作室楼上，我在2017年大雪覆盖的赫尔辛基，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「囚徒」，海报是何见平设计的，因为这个电影的气氛、场景、奇艺感、日常，应该有杭州的影子，有我们都曾经历的初来西方的某种兴奋的陌生。

可感知的雕塑

何见平的设计涉及到非常不同的空间关系，什么会是恒久的，什么会在时间中闪光？何见平简洁的处理着他的设计，海报、书、霓虹灯；裁切、尺度、跨媒介。与文本天生的观念不同，何见平视觉传递着极为简练极致的可能，如分割肖像的词句，或构成肖像的字母，分裂的、粘连的、褶皱和破损、隐蔽的、模糊的，有时要花很多时间把玩和寻找，才能慢慢理解他雕琢的意味，与艺术家、展览或委托方，在思维和精神上找到图像、文本与感知的一致。

何见平的设计适度而中庸，简约大方的字体、构图，被提升出的幽默感，或陌生的压迫感，都在他的设计中得到了适当的处理。平面和来自空间的借鉴，让他自由的控制着摄影、字体和构图、色彩，而“少就是多”的理念始终贯穿。

来自社会的因素，如涂鸦和建筑的边缘线，再次通过他的设计回到平面的尺度中，在纸和印刷手段的反复中，何见平通过折叠、重构，塑造了一件件的作品，轻与重、大与小，都在传递着他所困扰着的技术和艺术，也就是现代性和人性的纠缠。可触摸的，可被感知的，却是他正在做的，雕琢观念或折叠观念，打开是一本书，也是一件可感知的雕塑。

李振华

写于2020年1月8日 苏黎世家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