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开始体会到世事艰难，2019年是革命的一年，有越来越多的冲突，无法被解决和定义，暴力被拉长了时间，从黄背心到香港街头。经济的情况和全球的交流仿佛停留在几年前的阶段，不进则退。艺术和公共话题成了2019年的主题，这一话题从体制批判和新媒体的情况中脱离出来。构成了新的城市增长点，越来越多的雕塑展、艺术节和公共艺术项目。以上海的固定艺术项目北川富朗策划的「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」，Pierre Hyughe策划的日本冈山艺术交流为顶点，从明斯特到越后妻有，再到上海。对城市和乡村的振兴，构成了艺术去精英化的线索。越来越多的私人美术馆、私人艺术收藏越来越活跃，从中国的油罐艺术中心，到即将开幕的阿尔勒由Frank Gehry建造，玛雅•霍夫曼（Maja Hoffmann）委托的新艺术中心（LUMA Arles）。摄影和新媒体，或更加混杂的媒介，依旧是新兴艺术活动的主体。但融入到区块链讨论的艺术，却在去年的热度中有些不温不火。新媒体局限于理论讨论范畴的活动越来越多，泛媒体化的艺术，以及更多的社群讨论，政治倾向的表述如Hito  Steyerl对库尔德人的支持，而放弃德国支持的所有展览为界，正在形成更大的暗流。面对越来越多转型的艺术交易，艺术活动，不同的艺术需求，来自政府和交易体系的新模式。艺术依旧在金融化和流行化的线索中，越来越远。如KAWS和奈良美智的拍卖所创新高。而所谓传统，或新兴的中国现代艺术叙述却在常玉和赵无极之间震荡着经济活动。最哀伤的是黄永砯的离世，预示着自85新潮以来，海外华人的艺术群体，正在随着时间逐渐消散。而这些艺术家和群体的艺术是否已经进入到更多的、国际的美术馆，是否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教材？东南亚小组（Ruangrupa Artist Collective）即将策划未来的卡塞尔文献展，是好是坏呢？后殖民、后人类世、后新媒体、后社会介入、后体制批判。我们会重新建构怎样的社群关系，艺术还如何扩延与自处。2020年是否和2019年一样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？经济是否会在新的秩序中重生，艺术依旧会创造新的奇点，这个时代太需要新的英雄，无论是商业流行的明星，还是现行体制的需要，而任何一件事在媒体信息的流动中，转瞬即逝。